第二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是劉若川副教授。他是許晨陽的同窗，與許一樣只用了3年就從北大提前本科畢業(yè)，跟隨田剛讀碩士，隨后赴美留學，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。

　　在評估他的申請時，評審委員會要看他的簡歷、論文，還要看至少10封推薦信，寫推薦信的必須是著名數(shù)學家。

　　北大向14位數(shù)學家發(fā)了信，邀請他們對劉若川的研究工作作出評價。據(jù)田剛回憶，這些人無一例外全都回了信，且都對劉給出了很高的評價，“大家都覺得他還會有更進一步的發(fā)展”。

　　劉若川承認自己起初沒把終身制的壓力“太當回事”，后來感到了壓力。他感慨，這里真的是完全執(zhí)行國際標準。

　　2014年，北大宣布終身教職制度改革。對于既有師資，北大設有3年過渡時間。過渡期內，“老體制”下的教師可以保留職稱原地不動，也可以按照新的規(guī)則申請晉升。2017年是過渡期的最后一年。

　　32歲的數(shù)學學院副教授郭帥準備申請新體制的終身教職。以前，校方詢問國際評審的是“這個人怎么樣”，現(xiàn)在則問“這個人能不能在貴校做教授”。“問法不同，人家說法不一樣。”

　　郭帥認為，這是一個趨勢，北大定位為世界一流，教師的標準自然會相應提高。他也相信會存在阻力——“老體制”下的一些教師，可能無法像往常那樣按部就班獲得晉升。

　　但北大的做法在他看來較為人性化：即使申請不成功，也不會失去教職。

　　北大試圖用這種溫和的方式實現(xiàn)師資的更替，等到新制度下的師資占了主流，就完成了“過渡”。

　　數(shù)學中心并不存在過渡問題，自2011年首次招聘，它就完全是“新”的。田剛形容，它類似于北大的一個“特區(qū)”，一些新的嘗試根本上還是要對原有體制產(chǎn)生促進作用。

　　前提是，“特區(qū)”首先要取得成功。

　　到目前為止，數(shù)學中心的發(fā)展超出了田剛的預期。他很早就意識到人是最重要的，但是能不能招到足夠多的優(yōu)秀人才，最初他雖有信心但并不能完全確定。許晨陽被國際頂尖大學看中，部分增強了他的信心。

　　現(xiàn)在他認為，這里有的教職申請人，不輸于其他一些頂尖學校的申請人。一些人的推薦信里直接說，被推薦者“肯定”可以在美國前10名大學拿到教職。

　　田剛相信這緣于中心自身的努力，更得益于大的形勢：國家實施了一系列人才吸引計劃。

　　許晨陽考慮回國時，吸引海外人才的“千人計劃”推出了面向年輕人的“青年千人計劃”。他是首批入選者。北大理工科年輕師資中，擁有“青年千人計劃”等4種卓越青年學者頭銜——被稱為“四青”——的比例約占百分之十幾，數(shù)學中心的這個比例接近百分之百。

　　大多數(shù)高校里，“四青”直接被聘為教授，但在這里，他們必須從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做起，面對終身教職評定的壓力。

　　這造成了一些潛在申請人的流失，有時，一位申請人獲得了北大數(shù)學中心的教職后，被別的機構以更高的職位、更高的薪酬挖走；但在愿意接受挑戰(zhàn)的那些人中，它的受歡迎程度反而加強了。

　　從薪酬來看，田剛承認“還是弱于國外”，但至少已與國外很多大學是“可比較的”。

　　入選“青年千人計劃”，還可從國家申請到100萬元至200萬元的研究經(jīng)費。許晨陽說，這樣的資助，國外可能只有那些“有名的地方”才會提供。

　　田剛將經(jīng)費大都花在博士后和教師身上，因為“錢花在人身上最值”。但他始終認為“錢不是最大的問題”，“關鍵還是找到好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