­　　村中保留 與番薯有關習俗

­　　在蘇厝當?shù)刂两癖Ａ糁簧俑碛嘘P的傳統(tǒng)，甚至有人把蘇厝村稱為“番薯村”。

­　　每年的正月前后，正是中國人遵從傳統(tǒng)習俗、舉行儀式慶祝春節(jié)的時候。蘇厝人家有一個特殊的習慣，就是在每年的農(nóng)歷正月初一這一天，煮番薯、制作番薯粉團，全家老小必須吃過番薯，春節(jié)才算過得完整。相傳這一習俗是為了紀念“番薯公”蘇得道而設立的，祖祖輩輩沿襲至今。清明時節(jié)，蘇厝人也會到蘇得道墓前掃墓、祭祀。

­　　平日里，蘇厝人家一旦遇上值得慶賀的喜事，不論是孩童周歲，或是男女結(jié)婚，也會對他們所崇敬的“番薯公”進行叩拜，以示感激。每年農(nóng)歷十月廿四是蘇得道的誕辰，村民會舉行儀式進行紀念。如今，年輕一輩的蘇厝人未必能詳細地說出祖上蘇得道的故事，卻大多保留著這些習俗。

­　　現(xiàn)在的蘇厝仍有一部分村民堅持人工種植番薯。他們堅信，蘇厝紅土種植出的番薯，質(zhì)量一定是上乘的。

­　　而這個以曾姓為主要姓氏的村落至今仍名為“蘇厝”，可見蘇得道對村落的影響。（記者 謝偉端 實習生 陳茵茵/文 陳小陽/圖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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­　　引進番薯的三種說法

­　　對于番薯在何時由何人引進這一問題，學界的說法仍紛繁不一。在目前較為主流的觀點中，番薯的引進主要有三條線路：

­　　第一條線路是分別由陳益、林懷蘭從越南傳入廣東的東莞、電白縣。楊寶霖在《我國引進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種番薯的最早之地》一文中提及，陳益在明萬歷八年（1580年）乘船至安南（今越南），得甘薯種和銅鼓，于萬歷十年返家，將甘薯栽植于花塢，“嗣是種播天南，佐粒食”。到了明末清初，東莞已經(jīng)成為盛產(chǎn)甘薯的鄉(xiāng)村了，珠江三角洲一帶也普遍種植甘薯。同一時期，廣東電白縣的林懷蘭醫(yī)生，也從交趾（越南）引進了番薯?！峨姲卓h志》有這樣一段記載：“霞洞鄉(xiāng)有番薯林公廟，副榜崔騰云率鄉(xiāng)人建立。相傳番薯出交趾，國人嚴禁以種入中國者罪死。吳川人林懷蘭善醫(yī)，薄游交州，醫(yī)其關將有效，因薦醫(yī)國王之女，病亦良已。一日賜食熟番薯，林求食生者，懷半截而出，亟辭歸中國。過關為關將所詰。林以實對，且求私縱焉。關將曰：‘今日之事，我食君祿，縱之不忠，然感先生德，背之不義’。遂赴水死。林乃歸，種遍于粵。今廟祀之，旁以關將配。”

­　　第二條線路是由緬甸引入云南。1563年的《大理府志》和1574年的《云南通志》中，均記載有甘薯的蹤跡。在《大理府志》中，更是列有薯芋之屬五：“山藥、山薯、紫芋、白芋、紅芋”，說明在十六世紀中后期，番薯就已在云南境內(nèi)存在。

­　　第三條路線是由僑商陳振龍于明萬歷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從菲律賓攜種至福州。清代陳世元在《金薯傳習錄》中記載，“閩侯合志，按番薯種出海外呂宋。明萬歷間，閩人陳振龍貿(mào)易其地，得藤苗及栽種之法入中國。值閩中旱饑，振龍之子經(jīng)綸白于巡撫金學曾，令試為種，時大有收獲，可光谷食之半，自是磽確之地遍行栽播。”

­　　《獻番薯稟帖》：“綸父振龍歷年貿(mào)易呂宋，久駐東夷，目靚彼地，土產(chǎn)朱薯被野、生熟可茹，詢之夷人，咸稱薯有六益八利，功同五谷，乃伊國之寶，民生所賴，但此種禁入中國，未得栽培，綸父時思閩省隘山阨海，土瘠民貧……朱薯功同五谷，利益民生，是以捐資買種，并得島夷傳受法則，由舟而歸，猶幸本年五月開棹、七日抵廈……即在本屋后門紗帽池旁隙地試栽，甫及四川，啟土開掘，子母鉤連，小者如臂，大者如拳，味同梨棗，食可充饑，且生熟煨煮均隨其便，南北東西各得其宜……”；“康熙初年，元先大人客于鄞縣……教其土人如法布種，初猶疑與土宜不協(xié)，經(jīng)秋成卵，大逾閩地。”該書詳細記載了番薯引進、試種、傳播情況。陳氏引進番薯之事，明人徐光啟《農(nóng)政全書》、談遷《棗林雜俎》等均有論及。1963年5月，郭沫若為此在《光明日報》上賦詩一首，以作紀念，其中有“此功勛，當?shù)帽壬褶r(nóng)”的語句，盛贊陳振龍父子。

­　　番薯引入的三條線路中影響最大、傳播最廣的，就是陳振龍由菲律賓引入福州。（謝偉端 陳茵茵 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