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電 生物安全法草案正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三次審議。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，這一法律草案的審議頗受關注。多位與會人員在參加分組審議時表示，要明確生物安全工作的責任主體，加大對生物安全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。

　　最大難題——如何“明責權”

　　分組審議中，多位與會人員表示，生物安全法草案涉及的部門、方面眾多，建議明確生物安全工作的責任主體。

　　草案三審稿規(guī)定，列入監(jiān)控范圍的不明原因疾病的，應及時報告，并采取保護措施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振偉就此發(fā)問：“向誰報告？”他指出，這一問題應當予以明確，避免發(fā)生多頭報告、責任不清。

　　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超英也持有相同觀點：“這個法律(草案)里有關部門特別多，在有些事項上，看不出來到底是一些什么部門。”他建議，相關工作還要更加明確、精細，比如增加按照職責分工的規(guī)定，“是這個系統(tǒng)的，我一下子就明白應該向誰備案”。

　　“生物安全最大的難題就是責任主體和執(zhí)法主體，要確定很難。”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指出，生物安全涉及眾多部門，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能獨立承擔起管理任務和法律責任，但法律的執(zhí)行需要有明確而具體的責任主體和執(zhí)法主體。他建議在草案通過后，國務院能夠盡量明確責任主體、執(zhí)法主體，壓實責任、明確權力，使法律真正發(fā)揮作用。

　　加大懲處——突出“劃紅線”

　　草案三審稿建議增加對相應違法行為的處罰，加大處罰力度，明確民事責任，并對境外危害中國生物安全的有關違法行為予以懲治。

　　“上一次審議的時候，我和不少代表認為草案法律責任這一章的處罰太輕了，不足以震懾在生物安全方面的違法活動。”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孫建國表示，處罰加重后可能會影響生物技術的發(fā)展，但生物安全法是確保生物技術健康發(fā)展的前提。“雖然是‘雙刃劍’，但并不矛盾。”

　　孫建國還注意到，草案三審稿對涉及法律責任的6條內容作出相應修正，加重了處罰。但這還不夠，法律責任這一章的各條款還應進一步修改完善，否則“不足以震懾生物安全的違法行為”。

　　“我們稱它為生物安全法，而不是生物促進法，就是為了突出紅線底線概念。”甘肅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克恭表示，制定生物安全法非常必要、及時，特別是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，人們強調要尊重自然、順應自然、行為有止。對生物技術的研究、開發(fā)與應用劃定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，這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也是生態(tài)文明的本質要求。

　　落地實施——注重“防風險”

　　生物安全法草案經過兩次審議修改，已經比較成熟。分組審議中，多位與會人員也談到法律出臺后的落地實施。

　　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呂薇指出，生物安全法包含許多新事物，且技術性較強，需要社會予以了解。宣傳的同時要進行專業(yè)性的司法解釋。要營造法律實施的環(huán)境，加強相關法規(guī)、條例、辦法和政策的對照修訂，促進本法的實施和落地。“這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法律的細化。”

　　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巍也指出，生物安全法草案提及的許多制度是首次出現。法律出臺后，有關部門應當盡快研究，出臺相關配套規(guī)章制度，包括相關標準和規(guī)程，使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，也便于法律的實施。

　　“這部法律出臺以后，要加快制定修改相關法律和配套法規(guī)，在修改的過程中特別是要將風險預防原則貫徹其中。”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艾力更·依明巴海指出，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提醒我們：防控到位、措施有力，人民群眾的生命、財產和環(huán)境、經濟就會減少損失。“生物安全法治建設應該以風險預防為首要原則，要強調防患于未然。”(李純 郭超凱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