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個案

打工子弟校：轉正只能是一個夢

　　“想不通，開辦打工子弟學校十多年，我一直覺得做的是好事，是善事，但總是被驅逐”，團河實驗學校校長楊女士雙眼通紅。

　　楊女士介紹，學校2002年開辦，起初只是租用了百多平方米的幾間房。2003年，按鎮(zhèn)教委的要求，楊女士租下這塊近4000平方米的村集體土地，并自行修建18間平房作為校舍。

　　汶川地震過后，大興的打工子弟學校按教委要求，加固了校舍，增加了設施。去年，大興區(qū)育紅學校更是新蓋了兩層樓的校舍，配備了攝像頭、消防設備，還在每個教室里裝上了空調，聽說花了200萬元，但剛用了一年，就被要求關停。

　　“原大興區(qū)委書記也來我們學校視察過，說辦得不錯，可以申請辦學許可證。”楊女士稱，當時很高興，但去教委申請了數(shù)次，都沒有獲得批準。2006年，北京多個區(qū)縣停止向打工子弟學校發(fā)放辦學許可證。

　　按《北京市中小學校辦學條件標準》的“基本標準”規(guī)定，校園面積至少要達到15000平方米，校舍總使用面積至少3587平方米，其中體育場地應當滿足相應學校規(guī)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環(huán)形跑道等。“說真的，這些條件，沒有哪家打工子弟學校能達到，轉正只能是一個夢。”楊女士說。

■ 善后

朝陽　兩種方式分流學生

　　據(jù)介紹，朝陽采取兩種方式分流學生：如果分流孩子可以辦理現(xiàn)居住地的《借讀證明》，就可進入公辦校免費就讀;如果沒有借讀證明，教委會將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辦學的學校。今年的收費標準為350元/學期，教材免費。

　　博雅小學作為東壩附近的一所政府委托辦學學校，昨日臨時成為該地區(qū)關停學校的學生家長咨詢地，5所委托辦學學校在此接受咨詢。家長填寫一份孩子的情況說明表，表明就讀意向，將表格交給有關接收學校。此后，由學校通知家長接收情況。

　　朝陽教委有關負責人表示，原則上將最大限度滿足家長的就讀意愿，如委托辦學學校接收名額已滿，將由教委出面協(xié)調其他學校。

　　不過，被關停的藍天實驗學校校長竹道靜認為，僅東壩地區(qū)被關停的4所學校，學生總數(shù)就達到3900多人，委托學校的接收能力肯定不足以完全分流學生。

　　對此，朝陽區(qū)教委有關負責人承諾，區(qū)教委保證接收學校有充足的接收能力，絕不讓一個被分流學生失學。

海淀　憑“五證”申請公立校

　　與朝陽區(qū)不同，海淀區(qū)紅星小學、新希望小學關停后，其所在地東升鄉(xiāng)政府工作人員告知家長，要求家長自行辦理“五證”，隨后可向公立學校申請入學。

　　所謂“五證”是指，家長或監(jiān)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、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、在京務工就業(yè)證明、戶口所在地鄉(xiāng)鎮(zhèn)政府出具的在當?shù)貨]有監(jiān)護條件的證明、全家戶口簿等證明、證件。

　　“‘五證’對于大多數(shù)家長來說，是一道高門檻。”多名學校負責人直言，打工子弟學校學生的家長，大多是菜農、商販、臨時工，甚至不少靠拾荒為生，根本無法做到“五證”齊全。

　　截至昨日，紅星小學1400余名學生中，只有70余人的家長辦齊“五證”，申請進入公辦學校。新希望小學800余名學生中，只有100余人申請。

　　“還有100多名學生家長，無奈地表示要把孩子送回老家，剩下的600名孩子，還不知道學校已經(jīng)被拆了。”新希望小學校長肖先生說。

■ 專家聲音

控制人口不應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

　　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認為，關停、拆除打工子弟學校，并不是一個好辦法。北京不斷關停這類學校，也并非教育部門的單方想法，而是利益需要所推動的結果。

　　儲朝暉說，在如何處理打工子弟學校的問題上，解決得較好的是上海，由政府出錢收購和開辦打工子弟學校，外來務工者子女無障礙入學等措施，都值得北京借鑒和學習。

　　他表示，對于此次關停的學校，各級政府相關部門應采取“關停就要接收”的措施，安置好數(shù)萬名學齡兒童，而不應提出“五證齊全方可申請進入公立學校”這一高門檻的接收政策。

　　不過，他說，當然，無條件接納因關停而失學的孩子，并不意味著將北京的教育資源門戶大開，而是將此次失學的孩子與此后新進北京的打工子弟區(qū)分開，對于后者，仍可實行如“五證”齊全方可申請入學等此類政策。

　　儲朝暉表示，“五證”齊全的入學政策有一定合理性，但缺少人性化。而北京實行控制人口相關政策，不應把板子打在孩子身上，打在教育身上，要打也應打在勞動就業(yè)等部門身上，讓來京務工政策更合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