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20日，備受關注的“吳英案”終于傳來新消息，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準吳英死刑，將案件發(fā)回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審判。但同時在裁定中也認為本案的一審判決、二審裁定“定性準確，審判程序合法”、“綜合全案考慮，對吳英判處死刑，可不立即執(zhí)行”。

　　已然成為民間金融改革晴雨表的吳英案，在經歷了太多波折與爭論之后，能夠等來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紙裁定，為此奔走、呼吁良久的各界有理由先長吁一口氣。盡管在此之前，已有種種跡象指向這樣的結果，包括最高法發(fā)言人“依法審慎處理”的罕見表態(tài)，但一天沒有正式裁定，吳英總歸是命懸一線。于本案而言，公眾對于死刑復核程序的期待頗多，而今的結果所印證的，恰是法律公平與正義底線的中國式裁定，最高法沒有辜負社會諸種復雜情緒集合于一身的那份期許。

　　應當說，對吳英案裁定不核準死刑，確實顯現了司法的審慎?！吧贇?、慎殺”本身就是我國在保留死刑的同時，對死刑復核程序的制度性要求———“少殺，是政策指向；慎殺，乃法律要求”。而對于吳英案的死刑復核，之所以引來如此眾多的社會關注，還在于本案從一開始就已然跳出了吳英一人生死的范疇，而與民間金融正名、金融體制改革等諸多宏大主題相關。恰如近一年前吳英案二審時南都社論所言，以血祭阻止民間金融，實在可以休矣。最高法的不予核準裁定，不僅是基于本案所顯現出來的諸多復雜情況，更是基于再迫切不過的中國現實。更何況，即便是依據現有法律的規(guī)定，吳英也遠未到非死不可的地步。

　　吳英“免死”，作為最直觀、最簡潔的消息傳播尚算恰當，但對相關裁定進行詳查會發(fā)現，裁定對吳英案的定性并未改變，這或許也是最高法院“審慎處理”的另一顯現維度。對照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復核死刑案件若干問題的規(guī)定》，此番對吳英死刑判決的不予核準，最為接近該規(guī)定第四條“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正確，但依法不應當判處死刑”的情形，徑自裁定將吳英案定義為“判處死刑，可不立即執(zhí)行”，引人遐想。最高法對吳英案的“死緩”指向，是否意味著對本案最終結果的提前劇透，尚需時日觀察。而吳英案被發(fā)回二審法院———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，在上述同一部規(guī)定中則賦予了二審法院“可以直接改判”的權力。法律文本中的“可以”與“應當”，顯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意義，也給予了法院“可以不直接改判”的自由裁量權。

　　基于最高法對吳英案所表現出的難得審慎態(tài)度，以及吳英案所兼具的重要社會意義，呼吁浙江高院不必囿于諸如節(jié)約司法成本的考慮，本著對當事人負責，對歷史與現實負責的態(tài)度，果斷不選“直接改判”的選項，而給予本案以及諸多同類案件一次再討論的機會。因為此前的諸多討論中，民間借貸、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與集資詐騙三者的難于厘清，本身是吳英案備受矚目的另一個原因。行為表現高度近似的三種籌款行為，在法律中卻給予著結果迥異的三種評價，從民事糾紛到十年以下刑責，直至科處死刑。對吳英案的爭論，有著包括法律定性、量刑輕重、罪與非罪在內的諸多維度，各表一端的幾輪爭論之后，法律界不乏基本共識，司法機關對于個案的最終認定，也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聽取與吸收。

　　法律應當而且必須關照現實，但成文法律客觀上也必然滯后于現實。生逢國家各項領域正在進行著的變革，確實需要通過司法的“審慎”來為改革贏得時間。2012年“兩會”期間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指出，吳英案反映了民間金融發(fā)展與中國經濟社會發(fā)展需求的不適應。社會和企業(yè)發(fā)展需要資金，壟斷的金融業(yè)無法提供和滿足這份發(fā)展需要，除了開放相關領域，已然別無他途。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中，也已將金融明確列為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”的領域之一。國家從大政方針高度對民間金融的正名，正在打通“最后的一公里”。亂象紛呈的民間金融，以往沒少用殺伐來祭旗，而今一切既已在變革之中，實無必要為此再添過多怨憤。實有必要回頭細數，那些迫不及待想讓吳英死的各方勢力，在本案過程中或明或暗的作為，究竟出于何種考量，包括那些因揭發(fā)而生恨的算計，那些行業(yè)利益的塊壘。不僅如此，應當用事實證明，過去能靠領導人的一句話“救了年廣久”，而今不斷進步著的中國，有智慧也有魄力去救下吳英們。

　　有最高法裁定保底，或許不再人命關天，但吳英案所指向的民間金融前景，卻依然攸關著國家層面的諸項改革，進度及其走向。最高法裁定中所顯現的審慎態(tài)度，并非本案的終點，重審法院是否能延續(xù)這份審慎，各級司法機關在同類案件中是否能同樣秉承這份審慎，有待觀察，值得期待。